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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子百家 | 春秋战国那些影响力们
发布日期:2019-10-23 03:5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在中国思想史上,春秋战国无疑是一个虎气腾腾的时代。其后两千多年,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思想方面,都不曾超越那时的辉煌。

  春秋战国时代,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,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便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。尤其是在思想、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,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,为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,为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.

  春秋战国时代,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、大变革、风云变幻的时期。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很大的变化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,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,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,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,于是“诸子百家”便应运而生。

  正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所说诸子十家,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,诸侯力政,时君世主,好恶殊方,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,各引一端,崇其所善,以此驰说,取合诸侯。当时王室衰微,诸侯争霸,学者们便周游列国,为诸侯出谋划策,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。

  “诸子”,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、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,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,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。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,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。

  主要人物有-孔子、孟子、墨子、荀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列子、韩非子、商鞅、申不害、许行、告子、杨子、公孙龙子、惠子、孙武、孙膑、张仪、苏秦、田骈、慎子、尹文、邹衍、吕不韦等。

  百家争鸣,反映出群星璀璨般的各种不同学说流派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,其灿烂、其多彩,在我国学术史上、文化史上、思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!

 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,司马谈列举了六家,“乃论六家之要指曰:易大传:‘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。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,此务为治者也”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刘歆《七略》的诸子略分为十家: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。除去小说家不谈,所以称九流十家。

  诸子百家中,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,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。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,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、核心内容,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。事实上,我们可以说,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,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,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。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×细血管之中,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。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、宗教派别,甚至是外来文化、外来宗教,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。于今而言,犹不止此。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(我们知道,日本和“四小龙”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,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、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。所谓“东南亚文化圈”,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。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。随着历史的发展,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)。

 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,各个学派在建立时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,如邹鲁(山东曲阜)是儒、墨的发祥地;三晋(山西翼城)是法家的温床;南方是道家的摇蓝;而燕、齐(河北北部、山东临淄)是阴阳家的诞生地。

 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,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。儒家主张以德化民;道家主张无为而治;法家主张信赏必罚;墨家主张兼爱尚同;名家主张去尊偃兵。汉代以后,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,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,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。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、道、法。

 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。如儒家的“仁政”、、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的“恕道”;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;道家的辩证法;墨家的科学思想;法家的唯物思想;兵家的军事思想等,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。便是那“诡辩”的名家,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。我们可以、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,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;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,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;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,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,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,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;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,来培育自己的自尊、自强的独立人格;也鉴借墨家的兼爱、尚贤、节用;道家的“少私寡欲”、“道法自然”;法家的废私立公,等等思想。

  道家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:道家者流,盖出于史官,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,然后知秉要执本,清虚以自守,卑弱以自持,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创始人老子死后,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,一条是无为主义的政治学,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派,这派主张无为而治,另一条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,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。道家思想,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,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。

  生卒年不详。据《史记》中记载,孔子向老子问礼后,对弟子说过老子其犹龙邪这话,意为老子像龙那样雄伟,境界深不可测。其实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老子其人到底是谁,早在太史公时代已成了疑案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记载,老子者,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,姓李氏,名耳,字摐,周守藏室之史也……或曰:老莱子亦楚人也……或曰儋即老子,或曰非也,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,隐君子也。也就是说,当时有三位可能是道家的老子,一是李耳(早于孔子),再是老莱子(与孔子同时),三是太史儋(后于孔子)。太史公大致认为道家的老子便是李耳,但近代学者只有胡适、张煦、马叙伦几位继承了该说法。一般都认为是老子其人其书应当在在孔子之后,如梁启超、冯友兰、顾颉刚等学者。还有人折中前两者意见,如唐兰主张老聃与孔子同时。钱穆则明确指出老子应在战国晚期人。

  老子思想的源流脉络,不很清晰,古文献缺乏,地下考古也没有发现证据。但从老子所从事的工作,从《道德经》、从庄子等人的文献中透露出的情况看,道的思想并非始于老子。

  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,这个收藏室,相当于现代的图书馆、档案馆、博物馆、珍宝馆的综合。收藏室不但收藏了周朝和武王前周人的书籍、史官记载、珍宝物品,还有一百多大小诸侯国的历史文字、上古遗书,各国的供奉,记载了各氏族渊源,夏商遗民遗物,我们都知道大禹所制的九鼎,也在这里。老子在这里,接触到了大量的当时和上古的遗书,为他的思想打下了基础。

  约前369-前268年,身世如迷。《史记》上说是:庄子者,蒙人也,名周。蒙地是楚国还是宋国,连太史公也不知。《史记》又说庄子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。庄子与其弟子所写的《庄子》一书,属人生哲学,其主题是任自然。

  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皇极经世》、《文子》、《田子》、《黄帝四经》、《老莱子》等书。

  华夏文明肇始于伏羲,兴盛于黄帝,那时的文化,勉强说,是一种巫史的文化,产生了易的思想,由此衍生出的,还有阴阳术、神仙术等。礼的思想,最初也是产生于对祖先、天地、鬼神的祭祀。春秋时期,诸子百家对混沌的古文化凿开了七窍,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突破。孔子继承了周礼,并用仁的思想予以阐发传播,老子阐述了道的思想。

  学术界有种说法,《道德经》一书,用语古朴,包罗万象,学术思想易被人误解。提到道家,有人认为是消极避让,不思进取的隐士哲学;是明哲保身,与世无争的处世哲学;一提到巫文化,就是装神弄鬼;还有人说老子是阴谋家的鼻祖等等。

  现在《道德经》中的一些文字,与出土的《道德经》相差较大,学术界尚有争论,这里只是参考大师们的观点,简介一二。

  在我国传统思想中,有两大系统,一是儒家思想,一是道家思想。老子的思想,全部可以在《道德经》中找到。

  老子思想中,最重要的命题,就是道。何为道?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如是说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地之母。无不知其名,强字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,逝曰反。故道大,天大,地大,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,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发自然。

  这个道,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宇宙本源,天地万物无论如何变化,还要回到它的起点道。道是无形的,物质的,本原的,独立的,而天地是有形的,要受道影响的。

  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天下万物的存在是有名有形的,但有名有形的万物必定要以无名无形的道作为根源。无才是天下万物的本原。《道德经》第二章中说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盈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。其意为,有无是相互相成的,难易高下长短是相互成就的。因此,既要有无形的道,也要有有形的万物。

  从这里,我们用现代哲学分析,可以看出,老子看到了发展着的事物之间的矛盾性,也看到了矛盾着的事物两个方面的相互转化,以否定达到肯定。

  老子是通过否定达到肯定。在老子看来,道是自然的,自然故应无为,人应效法道的。让万事万物自己发展变化,无为就成为了无不为。

  《道德经》中,还有许多观点。比如说,老子从宇宙间的客观规律,引发了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,中气以为和(四十二章)这是宇宙创生演化的基本图式。一是混沌一气,二是阴阳,道家将社会、人类、万物,看作是阴阳互补的结构,这又与易的原理颇为接近,开始涉及到了人身。后来出现的中医、养生、道教思想等无不以老子思想为宗师。

  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中说:墨家者流,盖出于清庙之守。茅屋采椽,是以贵俭;养三老五更,是以兼爱;选士大射,是以上贤;宗祀严父,是以右鬼;顺四时而行,是以非命;以孝视天下,是以上同;此其所长也。及蔽者为之,见俭之利,因以非礼,推兼爱之意,而不知别亲疏。。清庙之守,意思是管理庙中事物,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。春秋初的尹佚,便是清庙之守。据说他的传人史角居于鲁国,墨子曾前往学习。

  墨家理想人格讲究任侠,墨子之门多勇士(陆贾《新语·思务》)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崇侠尚武,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,皆可使赴火蹈刃,死不旋踵(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)则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侠肝义胆。

  《淮南子·要略》载:墨子学儒者之业,受孔子之术。可见墨子是从儒家分出来的。墨子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,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,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。世之显学,儒墨也(《韩非·显学篇》)。而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,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。

  关于墨子的生平身世,西汉太史公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的末尾提到:“盖墨翟宋之大夫,善守御,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,或曰在其后。”所以后世对他的生平身世一直争论不休,有说是宋人,有说是鲁人。

  墨子好学而博(《庄子·天下》),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、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。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:墨子兼爱,摩顶放踵利天下,为之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;庄子也由衷得称赞:墨子真天下之好也,将求之不得也,虽枯槁不舍也,才士也夫!(《庄子·天下》)。

  墨子的手工很巧,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,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;用木料拼成的木鸟,能在天上飞一天;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。由此可见,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、科学家。

  不过墨子许是为了巩固自己学说,而提出世上有鬼,还教人敬事鬼神,进而形成了一种落后的宗教观,也因此,到东汉哲学家王充写《论衡》一书时,遭到了王充的狠狠批判。但无论如何,墨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占着极重要的位置,墨子本人也是一位极杰出的优秀人才。

  战国末期,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《墨子》一书,《墨子》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,又称《墨经》或《墨辩》。

 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,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,以致两千来年,很少有人问津。直到近代,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,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(光沿直线前进,并讨论了平面镜、凹面镜、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,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)、数学(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)、力学(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)等自然科学的探讨,可惜的是,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。但这一发现,震动了当今学术界,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。

  该派思想,主要反映在《墨子》一书中。尚贤尚同是《墨子》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。墨子认为尚贤(任人唯贤)是为政之本,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。

  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,无义则乱,应一同天下之义,即制止天下动乱,必须选举贤能的士、卿、大夫、天子来一同天下,为万民兴利初害,这就是尚同。

  墨子言功利,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,他说的利,不是利己,而是普天同利,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,是《墨子》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。

  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,具有一定的人民性。因此墨家反对剥削,崇尚劳动。提出“赖其力者生,不赖其力者不生”,“不与劳动”的,就不能“获其实”。

  《墨子》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,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(兼相爱),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。其它非攻、节用、节葬、非乐等主张,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。墨子的兼爱,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。墨子提倡兼相爱,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。

  关于墨家学说的现实价值,如鉴借墨家的兼爱思想,它要求人们平等互爱,也互相援助,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;如鉴借墨家的尚贤思想,这贤主要是指有道德、有学识的人才,这一道德价值取向,对于激励人们加强自我修身、力争成为贤者有积极作用;如鉴借墨家的节俭思想,墨家的这一节俭思想于今而言,依然具有针对性,更值得我们提倡。

  春秋时期,诸侯势力渐盛,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瓦解,维护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乐也逐渐失去其统摄力量。周王室虽是名义上天下君王,但诸侯各自为政,欲成为当代霸主,于是富国强兵,就成为春秋战国学术的主旋律。

 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,如果说儒、墨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,那么,法家当时则是在政治上独步天下。

  现代的学者描述传统政治的特点,有几种说法:儒表法里,儒法互补,儒道互补。这可见法家对历代王朝的巨大影响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司马谈将其列为六派之一,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刘歆将其列为九流之一。

  主要代表有两人,一位是李斯(?--公元前208年),战国时楚人,拜荀子为师;另一位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(约公元前280年--前233年),战国时韩人,也师从荀子,口吃。

  法家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《管子》(作者不只一人,系战国至汉代间人托管仲之名而编撰)八十六篇,今存七十六篇。《商君书》(为商鞅及其后学者的著述合编)二十九篇,今存二十四篇。为韩非所著(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);《韩非子》(为韩非所著,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)五十五篇,今俱存。

  早在公元前536年,执政于郑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金属鼎上,公布于众,三月,郑人铸刑书(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)。之后,李悝在魏国提倡尽地力之教;吴起在楚国明法审令;申不害在韩国内修政教,外应诸侯,都相继公布刑法,以及战国早期,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,这些政治家有几位便是后来的法家先驱者。当时,孔子、孟子为推行儒家的内圣外王而奔波于列国终不得展其志时,李悝、商鞅、申不害等一干法家人物则位极人臣,实现着他们富国强兵的夙愿。更有齐国名相管仲,曾以最初的法家理念托起了春秋时第一个强大的霸主齐恒公。在从春秋争霸到秦并六国的过程中,法家学说就政治层面而言,远较其他各家的影响大。直到西汉景帝时晁错仍然代表着法家在政治舞台上施展着影响。西汉武帝尊儒以后,法家的影响逐渐式微,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。

  法家学说强调法(就是法律、摇钱树精准资料。法令,是要求臣民必须遵守的)、术(术就是权术,是君王控制驾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)、势(势就是权势,包括地位和权利,是君临臣民的客观条件)。法家人物对这些各有侧重,商君任法,申子用术,慎到重势,而韩非则结合了法、术、势,所以说他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,韩非子也是最早提出君权至上以及三纲的法家。

  由于法家是因时立法,因事制礼的,所以,法家人物及各自的思想亦有别,如,《管子》提倡社会分工,甚至鼓励消费(侈靡);而《商君书》主张重农,抑制工商。又如《韩非子》中提倡君主专制;而《管子》中则反对独裁。

  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有一段评论说:法家者流,盖出于理官。信赏必罚,以辅礼制。《易》曰‘先王以明罚饬法,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,则无教化,去仁爱,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,至于残害至亲,伤恩薄厚。(按:法家这一流的思想,是出于古代掌管诉讼的官员,不欺地按规定进行奖赏,严格地按法律进行惩罚,以此来辅助礼制。《易经》上说‘上古圣明的君王用明正的刑罚来整肃法纪,在这方面是法家的特长。到了一些严厉刻薄的人用这套办法来立身处世时,就忽略了对社会的教化与引导,背离了仁爱的原则,专靠严刑峻法来试图达到天下大治,甚至出现了残害至亲、忘恩负义、以怨报德那样的事情)

  法家思想于今,也有可鉴借处。如废私立公的道德追求,在这点上,所有法家人物都达成了共识。废私立公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私观是一致的,是最高尚的公私观,它曾把我们民族的利他精神,推到了最高位置,对后世及及现在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。如《管子》中提到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,齐法家所说的四维(礼义廉耻)作为四大传统美德,到了今天也依然有它们的独特价值。通俗、简单来说,礼指文明礼貌;义指正义行为;廉指廉洁奉公精神;耻指指的是要有羞耻感。这些思想,到了如今,我们自应正确重申其价值,并加以弘扬!

  名家其中心论题是所谓名(概念)和实(存在)的逻辑关系问题,所以称名家,也称“辩者”、“察士”。

  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:名家者流,盖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,礼亦异数。孔子曰:必也正名乎!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此其所长也。及譥者为之,则苟钩鈲鋠析乱而已。

  春秋末,郑国大夫邓析“操两可之说,设无穷之辞”(刘向序《邓析书》)为名家先驱。战国时名家人物有尹文、田巴、桓团等人,但不是主要代表。

  足以代表名家的有两位,一位是惠施(约公元前370年—前310年),战国时期的宋国人,与庄子同一时代,并且两人既是好友又是论敌。庄周在《庄子》一书中说:惠施多方,其书五车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惠子是学问渊博的学者。

  另一位是公孙龙(约公元前325—前250年),赵国人。生平事迹不详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,太史公认为,公孙龙是孔子的弟子,字子石,楚人或卫人。据说公孙龙游说各国,与人论辩,经常获胜,而庄子评论说:能胜人之口,不能服人之心。不过可能也输过一次了,五行学家邹衍来到赵国和公孙龙辩了很长时间,最后公孙龙理屈词穷。

  惠子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,前者倾向于合万物之异(合异同),后者倾向于离万物之同(离坚)。

  在政治上,惠子提出去尊,但是具体内容并没有留传下来,应该是意味着人与人之见的平等。这种去尊的平等观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惠子和公孙龙还提出了偃兵,反对用暴力统一天下。

  惠子其作已失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惠子》一篇也失。现仅有只字片语散见于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。

  在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中,惠子提出了十个命题,被称为历物十事。可惜的是,这十个命题只流传下十句话,并没有具体内容和详细论证。历代学者,都曾根据惠子的逻辑思维,提出自己的看法来论证。在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中,名家还提出了鸡三足、火不热、矩不方,规不可以为圆、白狗黑等二十一个命题。名家最著名的命题,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。

  其它的命题,我们不必深究,就白马非马论谈谈。据说,公孙龙过关,关吏说:要过关,人是可以,但马不行。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啊,一番论证,说得关吏哑口无言,只好连人带马通通放过。那么,公孙龙是怎样来论证的?

  我们要找匹马骑骑,那么黄马、黑马都是我们要找的马;如果我们要找匹白马骑,那么黄马、黑马都不是我们要找的马。

  如果白马是马的话,我们无论是要找匹马骑骑还是要找匹白马骑,那就应该黄马、黑马都可以,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

  名家在战国时也是显学,很有知名度,但我们今天一般没怎么注意传统文化的人却恐不知名家是什么。名家代表惠子和公孙龙,这两位无疑是了不起的哲学家。他们在论证中,揭露了事物的矛盾统一现像,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,对古代的逻辑思想的发展有很大贡献。

  白马非马论,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,发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异,但又过分的夸大了这种差异。

  古代学者读书也罢,做学问也罢,绝对倾向于经世致用,讲究的是经世致用。因而名家的名实之辩,古人是不屑讨论的。名家在战国时被人视为诡辩,汉后跟成了绝学。7185管家婆92l香港网。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很对的,但斥名家为无用之学,显然是偏颇的。

  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云: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”战争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内容。在战争中,我国学者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,研究战争的理论策略,这种学问叫做兵学。我国先秦时期研究兵学的理论有《司马法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等。其中以《孙子兵法》最为有名,并具有代表性。

  兵家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、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术派别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:春秋末孙武、司马穰苴,战国孙膑、吴起、尉缭、公孙鞅、庞煖、王廖、兒良、魏无忌、赵奢、白起,汉初有张良、韩信等。

  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承刘歆《兵书略》著录,分为兵权谋家、兵形势家、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,共著录53家,790篇。今存兵家著作有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、《吴子》(今存六篇为后人伪作,原书已佚)、《六韬》、《尉缭子》等。在古代典籍中,比较明确具体地谈论兵家的见诸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指出:“兵家者,盖出古司马之职,王官之武备也。《洪范》八政,八曰师。孔子曰为国者‘足食足兵’,‘以不教民战,是谓弃之’,明兵之重也。《易》曰‘古者弦木为弧,剡木为矢,弧矢之利,以威天下’,其用上矣。后世耀金为刃,割革为甲,器械甚备。下及汤武受命,以师克乱而济百姓,动之以仁义,行之以礼让,《司马法》是其遗事也。

  自春秋至于战国,出奇设伏,变诈之兵并作。汉兴,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,凡百八十二家,删取要用,定者三十五家。诸吕用事而盗取之。武帝时,军政杨仆捃摭遗逸,纪奏兵录,犹未能备。至于孝文,命任宏论次兵书四种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指出:“兵者,所以禁暴静乱者也。《易》曰‘古者弦木为弧,剡木为矢,弧矢之利,以威天下’,孔子曰‘以不教民战,是谓弃之’,《周官》大司马‘掌九法九伐,以正邦国’,是也。然皆动之以仁,行之以义,故能诛暴静乱,以济百姓。下至三季,恣情逞欲,争伐寻常,不抚其人,设变诈而灭仁义,至乃百姓离叛,以致于乱。”兵家对冷兵器时代军事理论的各个方面颇有研究。他们善于总结战争的得失利害,提出各种计谋以致胜,分析战争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,考察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,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。认为“兵者,诡道也。能而示之不能,用而示之不用”(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)。主张根据战争的具体条件决定自己的策略,“故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,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”(同上《虚实篇》)。看到了在战争过程中对立双方的力量是不断变化发展的,制定策略不能固执一识而不变。中国兵家研究军事理论和战争规律,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,其基本观点认为战争既能带来一定的功利,也要给社会造成危害,所以而不主张战争。

  兵家的鼻祖是吕尚,即姜子牙,东海海滨人。吕尚因为在周初做过太师,尊称“师尚父”,因而得名“吕尚”。曾在渭水垂钓,而得文王访贤,立为周之国师。

  阴阳的概念,最早见于《易经》,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《尚书》,但两种观念的产生,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。

  到战国时代,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,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,便是以阴阳消息,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。阴阳家以阴阳五行为其基本线路,所以称为阴阳家,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,先秦学派之一。

  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;刘歆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将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。

 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,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。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,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、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,既《老子》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、《易传》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。《易经》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。

  其基本思路: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,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。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,并在气说的基础上,进一步认为天地,日月,昼夜,晴明,水火,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,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。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,所以阴阳者,有名无形(《灵枢·阴阳系日月》)。

  阴代表消极、退守、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,阳代表积极、进取、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的事物和现象。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,互根,消长,转化八字括之。

  《尚书·洪范》五行:一曰水,二曰火,三曰木,四曰金,五曰土。古人认为,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。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。五行的“行”字,有“运行”之意,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,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,也就是相生与相克。

  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,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。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,以五行为中心,以空间结构的五方,时间结构的五季,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,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,按其属性进行归纳。凡即具有生发,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;具有阳热,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;具有长养,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;具有清静,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;具有寒冷,滋润,就下,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。将人体的一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联系起来,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,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。附表一张,可见文末。

  其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。在自然观上,利用《周易》经传的阴阳观念,提出了宇宙演化论;又从《尚书·禹贡》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,认为中国为赤显神州,内有小九州,外则为大九州之一(胡适曾在其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》中,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);在历史观上,则把《尚书·洪范》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(下面还会谈到)说,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;在政治伦理上,亦止乎仁义节俭,君臣上下六亲之施,赞成儒家仁义学说。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,包含若干天文、历法、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。

  又称五德转移。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,创为五德终始之说,影响甚大。后来的挂名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》、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、刘向的《洪范五行传论》(梁任公在其《饮冰室文集·阴阳五行说之来历》中谈到阴阳学说之害时曾提到:宜负罪责者三人焉……曰邹衍,曰董仲舒,曰刘向。可见阴阳家其要)等,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干。

 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,即土德、木德、金德、水德、火德。按阴阳家的说法,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,各具其德,而天道的运行,人世的变迁,王朝的更替等,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。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,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。

 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,武帝罢百家后,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、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,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。

  战国时,有公檮生、公孙发、南公等人,但以邹衍最为著名(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附有邹衍小传)。

  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:阴阳二十一家,三百六十九篇。《公檮生终始》十四篇。《公孙发》二十二篇。《邹子》四十九篇。《邹子终始》五十六篇。《乘丘子》五篇。六国时。《杜文公》五篇。《黄帝泰素》二十篇……等等,但现存少量残文外,均已亡佚。

  纵横家是以鬼谷子为鼻祖的一家,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〔见《战国策》〕。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〔见《孙庞演义》〕。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,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。因此,历来学者对《鬼谷子》一书推崇者甚少,而讥诋者极多。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,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;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,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。即使在日常生活中,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。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,合纵六国,佩六国相印,统领六国共同抗秦,显赫一时。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,将六国合纵土崩瓦解,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。所谓“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,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。”潜谋于无形,常胜于不争不费,此为《鬼谷子》之精髓所在。《孙子兵法》侧重于总体战略,而《鬼谷子》则专于具体技巧,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。

  鬼谷子,姓王名诩,春秋时人。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。因隐居清溪之鬼谷,故自称鬼谷先生。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,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〔见《战国策》〕。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〔见《孙庞演义》〕。

  《鬼谷子》共有十四篇,其中第十三、十四篇已失传。《鬼谷子》的版本,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。

  杂家,列于诸子中,是很鲜明的一派,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将其列为九流之一。

  战国末期,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,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,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、思想上的统一。在这种呼声下,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,杂家的产生,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。

 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,撮名法之要。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,兼收并蓄,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,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,所以也可称为一家。

  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载:杂家著作有《盘盂》二十六篇,《大禹》三十七篇,《五子胥》八篇,《子晚子》三十五篇,《由余》三篇,《尉缭》二十九篇,《尸子》二十篇,《吕氏春秋》二十六篇,《淮南内》二十一篇,《淮南外》三十三篇等等。其中以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王》(但也有人认为《淮南王》一书以道家为主,兼才众家。应属道家著作才是,《淮南王》在古代也曾被划入道藏)为代表著作。杂家著作现在只留下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王》、《尸子》(原书已佚,今仅有后人辑本)三书。

  杂家的代表性人物是吕不韦,吕不韦(约前290—前235年),卫国濮阳(今河南濮阳)人。他任秦相期间,招揽门客三千余人,并亲自参与其间,历时近十年,编成《吕氏春秋》,足可为杂家代表性著作。